联想事件背后：论阻碍企业科技创新的“罪魁祸首”

在联想事件中有一种说法：联想当初走了柳传志倡导的“贸工技”的路线而不是倪光南坚持的“技工贸”路线，导致了联想现在还停留在“组装厂”的水平。甚至有人指责：柳传志是导致我们今天因为没有国产芯片而受制于人的罪魁祸首！

这么说你会支持么？恐怕正反两种回答都会招致大量的骂声！

那么换一种问法：如果假设当初确实是按照倪光南的路线走到了现在，是不是我们就已经有了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芯片甚至是操作系统了呢？同样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也永远不可能统一，因为我们不可能回转历史去验证这个命题。

其实去争论这些问题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不管联想当时走了哪条路线，本质上都不会改变我们现在企业普遍缺乏创新的局面，这个是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所决定的，而绝不是一两个企业的发展策略所导致的。正如，即便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备受大家所推崇的科技创新走到了世界前沿的企业——华为，依然改变不了我们整体科技创新明显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现状。

2012年7月2日，在华为“2012实验室”科学家的会谈中，诺亚方舟实验室主任杨强向任正非提问：您刚刚讲的一个主题是“创新”，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奖，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咱们华为怎么样来“创新”，想听听您的观点，为什么我们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诺贝尔奖，产生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任正非回答：。。。是因为缺少土壤，这个土壤就是产权保护制度。。。。没有产权保护，创新的冲动就会受抑制。第二个，中国缺少宽容，人家又没危害你，你干嘛这么关注人家。你们看，现在网上，有些人都往优秀的人身上吐口水，那优秀的人敢优秀吗？我们没有清晰的产权保护制度，没有一个宽容的精神，所以中国在“创新”问题上是有障碍的。

任总的这样一个回答你会同意么？

咱们先别着急吧，在下结论之前，先一起去回顾一下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加工企业的发展的历史，再去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大家会多一些共识。

一、历史发展的大背景决定了“中国制造”起步阶段的发展模式

中国制造企业的起步可谓是相当的艰难，一缺乏资金，二缺乏技术（就先不谈同时缺乏配套的企业管理机制和管理经验了）。1978年，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采访时发现，这家年产30万吨原钢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都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其中竟然还有一台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到了198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也仅占全球比重的1.5%。

改革开放为中国企业的快速腾飞提供了内在驱动力，而发达国家为降低制造成本纷纷开展“去工业化”和产业转移，为我们以加工制造为突破口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了极为有利的历史机遇。中国制造充分发挥了劳动力丰富、成本低的优势，快速融入全球分工格局，逐渐形成竞争力，获取了大量的OEM(代工)订单，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业的生产外包基地。随着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进一步降低了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壁垒，2000年前后，不仅是大批外资及国外制造企业进入中国，中国自己的优秀制造企业，如联想、海尔、TCL、华为等，在产品开始走向世界的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的国际并购，迈出了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步法。中国制造业在2004年超过德国，2006年超过日本，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并连续12年位列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的大批企业选择了所谓的“加工厂”模式，先避开自己缺少资金及核心技术积累的短板，从更容易突破的加工制造入手参与国际竞争，是当时历史阶段的选择。

二、中国制造企业确实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

当然，如果一直停留在“组装厂”的水平，是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工成本，土地成本不断攀升，中国制造企业开始面对越来越大的挑战。

由于缺乏技术创新，我们的制造企业普遍利润极低。东莞制造一个芭比娃娃出厂价只有1美元，到了销售终端美国沃尔玛是10美元，生产企业几乎无利可图，巨额利润都被具有研发和管理优势的跨国公司赚走了。实际上即便是我们看上去极具竞争力的产业，也基本都是处于高市场占比，但仅能获得极低利润率的尴尬境地。例如，有研究表明，国产品牌手机国际市场份额已突破50%，但利润却仅占整体行业利润的3%左右。

当世界整体经济环境出现下行，同时中国劳动力市场成本开始大幅上升的时候，受到上下游两头挤压的中国制造企业，缺少核心技术的短板就暴露的越来越严重，甚至开始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

据统计，2012年浙江温州企业约有6成破产，80%资金紧张，10%虽未倒闭，但处于关门不生产状态（越生产越亏损）。有“世界工厂”美称的广东东莞的32个街镇中，有18个街镇工业增加值出现负增长。

中国制造企业迫切需要科技创新，需要转型升级！

三、期待有更多的科技创新就意味着“组装厂”们应该被批判、被贬低么?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种对我们的企业缺少核心技术、缺乏创新的焦虑，演变出一种对所谓“组装厂”的嘲讽和贬低，包括诸如联想、小米、OV这样的已经在自己的核心领域处于世界竞争前列的企业，依然被贬低为“组装厂”，似乎完全不值一提。

通过贬低甚至是打压这些所谓的“组装厂”就能带来科技创新么？“组装厂”们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倒了也无所谓，是可有可无的么？

这个无需有什么辩论吧，结论当然不是！

首先来说，即便是存在着这样的那样的短板，中国制造依然是我们当前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27.4%，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还支撑着一亿左右的就业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那些嘲笑“组装厂”的伙计们大概率也还是靠“组装厂”们养活的吧！

第二，成熟的加工制造业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中国制造目前已经覆盖了24个行业组、71个行业和137个子行业，成为全球制造业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这为我们在全球经济产业链中赢得了极大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从这次疫情危机可以看出，由于全球供应链断裂，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受制于制造业外移，产业空心化的局面，经济恢复举步维艰。即便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导者美国，川普上台后的重要举措就是想把一些制造企业迁回美国。强大的制造加工能力是国家防御外部经济和政治威胁的重要基石。

第三，制造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载体和动力。高新技术是在制造业技术高度发达和成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便是“组装厂”，能持续保持在世界经济舞台中的地位都是很不容易的，只有将“中国制造”继续做好，才能为进一步的改革和科技升级赢得时间和空间。

“组装厂”们应当受到大家的尊重和支持！

这里还是特别想再提一句，希望我们的企业尽快补齐核心技术的短板，心情可以理解，不过某些人口口声声说用了美国的芯片，大量采用了美国技术组装的企业就是买办企业，是为美国人送钱，这些人是仅仅说话不用脑呢，还是别有企图？

四、制约着企业科技创新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回到了本文一开始的主题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我们的企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普遍缺乏科技创新？是缺少资本投入？或者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柳传志们”缺少企业家精神？

我觉得华为任总的观点是一针见血，直击要害的：缺少产生创新的土壤，包括成熟的产权保护制度和开放宽容的社会创新体系及文化，是我们的企业在创新上难以有本质突破的最大障碍。

没有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企业很难会去选择成本高、投入时间长，而风险又巨大的研发创新之路。不管企业的领导者们多么具有企业家精神，他们首先还是要先对企业的生存负责吧。

而对于企业家们的宽容恐怕是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一个影响“创新”的重要因素。

重大的创新往往都含有着巨大的风险，很多时候创新失败的概率要远远大于成功的概率。每一项成功的创新里面，通常都会包含了一系列失败经验的累积。当年乔布斯在苹果就曾有过巨大的失误，导致企业发展陷入瓶颈，甚至一度被董事会赶出了自己创办的企业。不过最终企业还是能接纳他重新再出发，最后带领苹果公司走向了全球市值第一的辉煌。马斯克在创业初期的很多想法在普通人看来都像是说梦话，包括想移民去火星，但是他依然有机会用自己的努力去证明这一切是有可能实现的。

而我们缺乏对企业家们宽容的社会环境，往往是成功了就什么都好，甚至被捧上神坛，失败了就口诛笔伐，甚至是落井下石。企业家们经常处于社会公众放大镜一样的监视之下，这样的环境又如何能大量产生富有冒险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呢？

五、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土壤都应该包含哪些必备要素？

所谓“师夷之长，补己之短”。让我们看一看美国科技创新领先的经验吧。简单总结一下，这里面至少包括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完善的政府政策法规保障体系；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工业和大学研究体系；成熟的资本市场和创新企业孵化体系。

1、完善的政府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抛开其他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不谈，我们只看一个非常独特但又极为关键的法规——美国上世纪80年代推出的《拜杜法案》。在该法案出台之前，由政府资助的科研院所、大学的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权，一直由政府拥有。复杂的审批程序导致政府资助项目的专利技术很少向私人公司转移。截至到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持有近2.8万项专利，但只有不到5%的专利技术被转移到工业界进行商业化。该法案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私人企业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强大动力，使得美国在全球竞争中能够继续维持其技术优势，促进了经济繁荣。《拜杜法案》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价为“美国国会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通过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有了专利保护，对科研成果有兴趣的厂商才会对技术进行进一步的投资，使之能真正走向市场。

2、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工业和大学研究体系。

一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给予大量资助，并尊重科学家的自由探索精神，鼓励科学家从事自己认为值得做的研究。另一方面，美国已经形成了以大学和工业研究实验室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这一体系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基础，积极响应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新的工程学科围绕新兴产业的发展在大学里体制化，使大学与新兴产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部分我不展开了）

3、成熟的资本市场和创新企业孵化体系。

在美国由风险基金为主导，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积木式的开放创新体系。一个企业不需要有多么大，只要有核心优势就可以了，从研发、设计、生产、市场、物流，到客服和后勤，任何部分都可以找最强的合作伙伴。这样既能形成复杂的产品开发设计，又能保证创新活力。风险基金大量扶植的很多都是小型的科技创新公司。例如，有一个航天飞机研究公司，核心优势是火箭发动机的研发。这个公司有多少人？只有110人。因为除了核心技术研发部分，它其它环节都是外包开发。这样积木式的研发创新可以大幅分散研发投入的风险，同时形成了良性的竞争，只要你做得不好，随时淘汰，找一个更好的，并不影响整个产业研发的链条。各种风险投资基金同时还具备极强的项目识别能力，其中包括对企业家的识别和扶持。创新是一个市场行为，不仅需要科学家，更需要企业家去付诸实践，去投入市场化。我们一直说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其实科技必须经由企业家的手转化成产品，才能造福社会。一个成熟的孕育和保护企业家的环境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及“中国创造”的必由之路

其实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及国家的管理者，很早就开始思索如何能更好的推动企业的科技创新了。

2010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富强编写的《中国造：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一书，阐述了只有“创造”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突破瓶颈带来全新的思路。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

从“贴牌”到“品牌”，从“制造”到“创造”，从“跟跑”到部分领域实现“并跑”“领跑”，中国的科技创新在一些方面与欧美间的差距正逐渐缩小。1996年，中国的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强度只有0.57%，2002年达到了1.07%，2014年达到2.02%，到了2017年进一步提高到2.12%，超过了英国、意大利以及欧盟28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不过，中国专利的质量总体不高，高科技领域的重大发明还比较少。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划分的35个技术领域中，中国维持10年以上的发明专利拥有量，仍在29个领域少于国外。

目前中国制造面临新一轮全球技术和产业革命冲击，加上近期国际政治和经济局势的一些不利变化，我们加快科技创新步伐的需求更加急迫。

然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及“中国创造”，绝不是我们期待多几个倪光南这样的科学家或者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就能实现的。最终还是要通过一步步完善保障企业研发创新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适合于产生优秀企业家和创新的土壤，那样才有机会真正看到我们的“组装厂”们发生本质的改变吧。

编制后续: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偶然看到了由“草根评说”收集整理的任正非与华为“2012实验室”科学家的会谈纪要，对我启发很大，并在文中引用了其中重要的一段。对此向“草根评说”，当然更向任总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